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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娣执行异议之诉案例分析(陈洪 史菊芳)
信息来源: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13日

实际不得的第三人

的判断

——胡新娣诉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织里支行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陈洪   史菊芳

一、案情

异议人:胡新娣

申请执行人: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织里支行(以下简称吴兴合作银行织里支行)

被执行人:胡新荣

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吴兴合作银行织里支行与被执行人胡新荣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吴兴法院于2015年10月28日依法冻结了胡新荣在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康酒业公司)持有的805.9万股股权及其相应利益。案外人胡新娣认为该805.9万股股权中的155.9万股实际系其所有,遂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法院解除冻结。

异议人胡新娣称:2011年8月,异议人委托被执行人胡新荣代购杜康酒业公司的股权,但胡新荣擅自将代购的股权登记于自己名下。同年11月,异议人与胡新荣共同去杜康酒业公司办理了股东登记手续,异议人获得该公司出具的股权证。2015年10月,异议人提起诉讼,要求杜康酒业公司配合办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时,发现其所持有的155.9万股股权已被吴兴法院冻结。因该股权实际系异议人所有,故其请求法院解除冻结。

申请执行人吴兴合作银行织里支行辩称:股权的归属应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信息为准。案涉股权工商登记于胡新荣名下,该股权中是否有他人出资不影响其权属,故胡新荣系案涉股权的权利人,异议人主张的执行异议理由不能成立。

被执行人胡新荣诉称:异议人陈述的事实与胡新荣在公安侦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一致。因杜康酒业公司对外地投资人的人数有限制,故胡新荣在受异议人委托代购股权时,未经异议人同意,擅自将其股权登记至自己名下。2011年11月,异议人与胡新荣去杜康酒业公司办理了股权证分割,异议人获得该公司的股权证。后因其他原因,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一直未能办理。

二、审查与审理

执行机构经审查认为:股权的归属应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信息为准。案涉股权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户名为胡新荣,故胡新荣系该股权的权利人。异议人主张的执行异议理由不成立,故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吴兴法院遂作出驳回异议人胡新娣的执行异议的裁定。胡新娣不服该裁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吴兴法院经审理认为:工商登记系股权权属的一种法定公示方法,其对外产生的是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但权利的实际归属有可能与公示所体现出来的权利外观表征不一致,故应结合案件事实对股权权属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认定。该案中,根据该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确认胡新娣委托胡新荣代购155.9万股股权并已获得杜康酒业公司出具的股权证的事实。同时,吴兴合作银行织里支行并不属于交易第三人的范畴,故不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因此,胡新娣就案涉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2016年11月28日,吴兴法院作出判决,对异议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评析

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之所以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其原因在于两者遵循不同的审查标准。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期限仅15天,在价值取向上更侧重于效率,故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例外,从而使得案外人异议审查程序能够与执行实施程序遵循相对一致的权属判断标准。而执行异议之诉采用的是实质审查标准。对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应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作出裁判,最终确认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由此可知,执行异议对案外人主张的实体权利所作裁定并不具有既判力,最终确权仍应由执行异议之诉来确定。

前述案例系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实际股东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当前,对于该类纠纷,司法实践中的主要争议在于如何认定股权系实际股东所有及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实际股东享有的物权不可避免地与债权人对名义股东享有的债权发生冲突。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应首先保障前者的实体权利,但在认定股权权属时应遵循严格的审查标准,实际股东应承担更为严格的举证责任,以避免被执行人即名义股东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实际股东身份,进而逃避债务。而对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应区分其是否为与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交易的相对人,若非股权交易相对人,则不应纳入登记对抗的第三人范畴。

(一)实际股东身份的查明应采用严格审查的标准

为防止名义股东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对实际股东的真实身份应进行严格、审慎地审查。实际股东应对其确实享有股权并具有股东身份的事实进行举证。首先,实际股东应证明其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真实的委托关系,如股权代购或代持合同、授权委托合同等。其次,实际股东应证明其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名义股东购买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其。最后,实际股东应证明其享有股东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实际出资人并不必然享有股东身份,故实际股东应举证股权证、记载有其姓名或名称的股东名册等有效证据以证明其确实享有股东身份。

之所以要求实际股东必须实际享有股东身份,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股东身份相较于单纯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在实践中更难被伪造,要求实际股东必须具备股东身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名义股东恶意串通他人造假以逃避债务的难度。二是实际股东若不享有股东身份,则其享有的权利与债权人享有的债权相比并不具有优先获得保护的优势。实际股东享有股东身份,意味着股权对其而言同时具有财产属性和成员身份属性的双重意义。但股权对于债权人而言,仅具有财产属性。当实际股东之权利与债权人之权利发生冲突时,以牺牲实际股东的财产及成员身份的方式来达到保护债权人普通债权的目的,显然有失利益平衡。

(二)第三人应限于与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交易的相对人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对于该条款中的第三人的范围,目前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均尚无统一定论。

一种观点认为,第三人的范围不限缩于与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交易的相对人。其理由是,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有关事项一经法定公示,即产生公信力,即使公示所体现的权利外观与真实的权利情况不一致,但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则其利益亦应受到保护。因此,非股权交易相对方的债权人有权根据工商登记记载的股权权属情况,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进行强制执行,并可对抗实际股东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人的范围应仅限于与名义股东进行股权交易的相对人。其理由在于,若债权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并非基于股权交易而产生,则工商登记所公示的股权仅系执行标的而非交易标的,债权人并没有基于股权工商登记而产生交易信赖,亦没有保障交易安全的问题,故不存在对其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有利于平衡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合法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六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转让人的债权人一般不属于上述条款中的善意第三人。该条款对《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的第三人范围进行了限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通过过度牺牲实际权利人的权利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虽《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六条列举的物权未包含股权,但其背后所体现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精神具有参考意义。法律之所以设立登记对抗制度,其旨在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第三人基于股权工商登记的权利外观而产生交易信赖,进而与名义股东发生股权转让、质押等交易行为,并据此获得相关的利益。该种情况下,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既能够有效达到登记对抗制度的积极效果,亦能够促使实际股东积极进行工商登记,进而减少登记事项的权利外观与内在的真实权利不一致的情况发生,亦体现了保障交易安全这一商法的核心价值。但对于非股权交易相对方的债权人,其申请对登记于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进行强制执行,该过程未必存在基于股权工商登记所产生的交易信赖,债权人亦难以证明,故以信赖利益保护缺乏理由。

(三)实际股东怠于公示不必然导致其权利不受保护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的,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东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害,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对股权的善意取得进行了规定。实际股东未进行股权工商登记或变更,在特定情形下,其实际享有的股权可能被第三人善意取得。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实际股东对其前述行为承担了相应的风险,而善意第三人的权益获得了适当的保护。该制度使得双方的风险及利益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股权工商登记对抗制度亦应寻求各方风险和利益的平衡,而将第三人的范围限定在与名义股东发生股权交易的相对人,恰是体现了此种平衡。实际股东无论是因非本人原因导致未登记亦或是其怠于登记,法律均已给予其相应的惩罚,但其合法权益不应被过度限制。对于非股权交易相对方的债权人而言,倘若其在与名义股东订立合同之初,认为名义股东名下的股权对促成双方交易具有重大影响的,则其完全可以要求后者出质股权,以此来降低交易风险,否则债权人很难证明其系因信赖登记而与名义股东达成与股权本身无关的交易。该种情形下,债权人应对其放弃设定质权承受一定的交易风险。因此,将非股权交易相对方的债权人纳入第三人的范畴,缺乏足够的合理理由,亦不利于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本案中,异议人已举证证明其对股权享有实际权利并具有股东身份,而申请执行人并非与被执行人进行股权交易的相对人,故异议人就案涉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据此,法院对异议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作者单位: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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